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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宜兴茶贡和当时茶政

来源:无 发布时间:2012/11/20 作者:jyadmin 阅读次数:3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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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以来,宜兴茶依旧是贡品,进贡方式与前朝比没有多大改变。《明史》食货志上载其上供茶,天下贡额四千有奇,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,有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及荐新等号。旧皆采而碾之,压以银板,为大小龙团。太祖以其劳民,罢造,惟令采茶芽以进,复上供户五百家。明清宜兴志书载:洪武十年岁贡芽茶四十斛(按明清时期的度量衡计算,1斛为今天的50升),叶茶一万三千斛,万历间荐新细芽茶一百斛(参见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卷四·进贡)。后按额裁减止进芽茶八十斛,南京礼部二十斛,各茶户办纳(参见雍正《宜兴县志》卷三)。就数量而言,明初贡茶对宜兴还是一项沉重负担,同时,贡茶的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,清代志书在追记前朝进贡时云:每岁谷雨前一日,县官祭山神开园,择取入篓。自县启程,赴司府验明,候布政司拜表发解到部,例有定限。明时于里甲内签点,解户四名,遵限解交礼部,掣取批回。(参见雍正《宜兴县志》卷三)。可以想见,进贡一事,无论是对地方官员还是对当地老百姓,都是一项繁琐而且无法怠慢的差事。

 

宜兴茶入贡,在当时茶史专著和诗文中也有较全面的反映。明代茶叶专家许次纾说到江南之茶,唐人首称阳羡,宋人最重建州,于今贡茶两地独多。阳羡仅有其名,建茶亦非最上,惟有武夷雨前最胜(明许次纾《茶疏》产茶)。所谓阳羡仅有其名,指的是茶叶的质地,他认为宜兴茶不如武夷雨前建州茶,但从他的表述方式上看,宜兴茶当时的地位并不差,否则他不必先阳羡建州武夷了。明代宜兴进士邵珪在竹枝词《春山省茶》中云:

龙香漫挹芳园树,雀舌先抽谷雨芽。

税户夜催温土坑,贡船明发候江沙。

滥觞正苦权门牒,传语卢仝莫浪夸。

 

明代宜兴才子蒋如奇《阳羡茶泉》云:

贡题上品珍天府,锡卓芳流净戒台。

自是荐新勤长吏,几人不道采茶回。(转引自张志澄著《阳羡茶录》)。

 

由于茶叶已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,当时的朱明王朝见茶叶有利可图,就对茶叶的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,专门在产茶区设立和完善了茶局和茶引所,也就是专门管理茶叶进贡、生产和征收茶叶税的机构。如宜兴史志载茶局在县东南隅南察院左。宣德九年(明宣宗朱瞻基甲寅年,即1434年)令章惟澄建。每岁御茶于此修贡。今废,其故址尚存(参见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卷二·公署)。茶局原址现已无从考证,但说起老城区内的茶局巷是宜兴人妇孺皆知的。茶局的作用是为修贡,实际上是办进贡手续的专门机构。茶局究竟始建于何时,仅从宜兴历代史志上难以详究,但从宜兴贡茶的历史看,最早可能是建于唐代宗永泰元年(765)至大历二年(767)李栖筠出任常州太守期间,到明代万历十八年(1588年)前废止应是确实无误。

 

除茶局外,明代还完善了对茶园生产和茶叶流通的管理机构,即设立了批验茶引所。据《明史》食货志上载:其他产茶之地,南直隶常、卢、池、徽,浙江湖、严、衢、绍,江西南昌、饶州、南康、九江、吉安,湖广武昌、荆州、长沙、宝庆,四川成都、重庆、嘉定、夔、泸,商人中引则於应天、宜兴、杭州三批验所,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。自苏、常、镇、徽、广德及浙江、河南、广西、贵州皆徵钞,云南则徵银。当时江南一带产茶比较集中,茶叶交易也非常活跃,所以,明政府设有三个茶引批验所,分别在京城(应天)、宜兴和杭州,可见,宜兴当时在全国茶叶交易中的地位。批验茶引所在张渚镇,元初设,时名茶园提领所。至国朝(明代)丁未年(1487年)大使项仲实重建,易今名。洪武间裁革,寻复设。嘉靖初(1522年)省入本镇巡司所。基鬻为民地(参见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卷二·公署)。另载,明代宜兴县所有官员中,有张渚批验茶引所大使一员,未入流,月俸米三石,副使一员,从其俸禄看,茶引所大使相当于当时县衙的典史、训导、课税局大使等,比主薄、巡检低一等次(参见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卷三·禄秩)。

 

明朝政府之所以重视加强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管理,目的就是增加这方面的税收。据史志载:永乐十年,所办商税等项钱钞一共是155143贯,其中茶株课钞6822740茶引钞974400;正统十三年,所办各色课钞一共是“171411,其中茶课钞6122740本包茶叶18500斛,折钞1550。上述记载表明,明代宜兴茶叶税占当时所有税收的40%以上,成化十八年和嘉靖十六年的茶叶税负情形大体相当(参见雍正《宜兴县志》卷三)。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,入明以后,尽管宜兴贡茶的数量和品种逐步裁减,然而这仅仅是表象,实际上这是当时政府对茶叶管理方式改变所带来的结果,宜兴茶农的负担并没有因此而减轻,茶叶税成了当时宜兴的主要税收来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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